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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视剧《锦绣芳华》正在热播中。该剧以牡丹为媒、以唐朝为背景，将中华传统花卉美学与非遗元素融入其中，呈现了一幅锦绣华美的盛唐画卷。
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璀璨缤纷令人叹为观止。盛唐时期，福建商业的繁荣亦为这幅盛唐画卷挥毫泼墨，增添色彩，如一条文化纽带，在连接中外贸易的同时，也深度重塑了当地的文化肌理。
以上图源：微博@电视剧锦绣芳华-国色芳华续
唐朝时的福建，是什么样的呢？
开元十三年（725 年），闽州都督府改为福州都督府，福州的地位逐渐提升。当时福州港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，海船众多，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前来。
图源：海连江
唐代时期，福州便与广州、扬州并称当时三大对外贸易港。唐代诗人马戴曾在福州留下“宾府通兰棹，蛮僧接石梯”的诗句。说的是福州接待宾客的府邸近海临江，乘坐海舶而来的海外僧人，下船登石阶即可方便下榻。
图源：福州日报
隋唐时期泉州进入兴盛时期，盛唐时城池始筑，凿沟通舟楫于城下。泉州人口骤增，农业、纺织、陶瓷、矿冶、造船业等逐渐繁荣，带动了对外通商贸易的兴起。
图源：张九强
频繁的航海贸易使福建人形成 “以海为田” 的生存理念，“海神信仰”从民间崇拜上升为官方祭祀。唐玄宗时期，朝廷册封泉州海神 “通远王”，每年商船出海前，官员与商人共同举行祭海仪式，这种 “官商合祭” 的习俗成为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标志。
图源：孟凡萌
泉州因商业繁荣形成多元社区，外来商人与本地居民杂居，催生了集贸易、娱乐于一体的 “瓦子”（集市）。据《唐六典》记载，泉州城内外设有 “蕃坊”，专供外商居住，其饮食（如胡饼、葡萄酒）、服饰（胡服）逐渐融入本地生活，形成 “胡风汉俗交织” 的社会景象。
图源：何清和
盛唐福建商业发展对文化的影响，本质是 “经济基础” 对 “上层建筑” 的塑造：
物质交换带动精神交流：商品流动伴随宗教、技术、审美等文化要素的跨地域传播；商人阶层成为文化中介：如黄守恭（宗教资助）、欧阳詹（教育突破）等人物，以商业财富或社会地位推动文化变革；地域文化从 “边缘” 走向 “开放”：福建从六朝时期的 “蛮荒之地” 转变为盛唐的 “海疆文化枢纽”，为宋元时期成为 “东方第一大港” 奠定了文化根基。这种 “商业 — 文化” 的互动模式，至今仍可在福建侨乡文化、海洋文化中窥见痕迹。
李硕卿国画作品《涨海声中万国商》
现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
来源：福建日报
商业港口的繁荣吸引了大量外籍僧人经海路入闽，不仅让闽地呈现一派繁盛之景，更让外来的文化和本地传统文化相互碰撞、多元融合。
《泉州海丝唐卡百米长卷》（局部）
重现了刺桐古港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的繁荣景象
图源：泉州通客户端永利策略
例如，福州开元寺作为官方指定的外国僧人接待场所，日本高僧空海、印度梵文学者曾在此讲经，将思想与梵文典籍带入福建。
泉州开元寺的兴建则与富商黄守恭献地有关，寺内建筑融合了印度教石柱、佛教飞天等多元元素，成为宗教交融的实物见证。
泉州港的进出口商品，既是经济交换的载体，也是文明对话的媒介：
出口商品以陶瓷、丝绸为核心，通过技术创新与审美融合，塑造了 “中国制造” 的国际声誉。
图源：瓷都德化
泉州周边窑场（如碗窑山窑、磁灶窑）生产的青瓷以 “类玉” 质感闻名，器型仿金银器，装饰吸收波斯连珠纹、卷草纹等元素。印尼 “黑石号” 沉船（830 年前后）出土的泉州产青釉执壶，壶身刻有西亚风格的连珠纹带，证实其专为海外市场定制。
福州市博物馆馆藏 南宋青釉人面流执壶
图源：福州市博物馆
泉州丝织业融合西域 “联珠对兽纹” 技术，所产 “泉缎” 以轻薄柔软著称，成为朝廷贡品。《新唐书》记载泉州清源郡 “土贡：绵、丝、蕉、葛”，其中 “丝” 即指此类高端丝织品。
普通生丝和绢布通过商船输往东南亚、印度，部分用于交换香料。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中提到，泉州丝绸 “价格低廉，甚至穷人也能穿着”，显示其已成为大众化商品。
图源：泉州史志
进口商品以香料、珠宝为代表，不仅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，更催生了宗教、艺术的多元共生。这种双向流动，使泉州从东南海港升华为 “海上丝绸之路” 的文化熔炉，其影响至今仍可从闽南建筑的阿拉伯纹饰、泉州方言中的外来词汇中窥见一斑。
盛唐时期的泉州港虽尚未达到宋元 “东方第一大港” 的规模，但其奠定的贸易网络、制度框架与文化包容传统，为后世繁荣埋下伏笔。
以上2图源：泉州文旅
从初唐的开发到中晚唐的文化觉醒，福建在教育、宗教、文学、民俗等领域展现出蓬勃生机，为宋元时期的文化鼎盛奠定了基础。
中唐以前，闽中风俗剽悍，少文儒之风。中唐以后，管元惠、李椅、常衮诸人相继“兴学劝士”，对闽都百姓实施教化，普及儒学。
泉州府文庙
唐代福州文教出现兴盛局面，史志记载，中唐时期李椅、常衮“尊教劝学”，功不可没。
唐代独孤及曾为福建观察使李椅写《李成公去思碑》，其中记载了李椅的治学成果。李椅于大历七年（772）就任福建观察使。他崇学校，厉风俗，尊礼士子，一改以往“闽越旧风，机巧剽轻”，而为“比屋为儒，俊造如林。缦胡之缨，化为青衿”。可见福州城内教育兴盛，教化入人之深。
其后，建中元年（780），常衮以状元、宰相之身，入闽就任福建观察使。他不忘职守，以兴学培士为急务，推崇文教，礼遇士人，“为设乡校，使作为文章，亲加讲导”。对能诵书、作文辞者，即使是“乡县小民”，也“与之为宾主礼”。在他的教化下，“由是俗一变，岁贡士与内州等”，文教成效大著。
位于圣庙路口的文庙 图源：叶诚
中晚唐出现私人讲学场所，如莆田 “澄渚书堂”（706 年建）、漳州 “松洲书院”（716 年建），开创福建书院教育之先河。松洲书院由儒者陈珦主持，讲授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吸引周边子弟，被称为 “开漳文化之祖”。
图源：看涵江
唐德宗时期，泉州人欧阳詹打破闽南 “不乐仕进” 的传统，考中进士并与韩愈同榜（史称 “龙虎榜”），成为福建首位全国性文人代表。他的成功刺激了地方办学热潮，如泉州在唐代中后期兴建州学，福州创办 “鳌峰书院” 前身，推动福建从 “科举荒漠” 向 “文运昌盛” 转变。
图源：泉州史志
长乐自唐宋以来受中原文化传播影响，民间以读书入仕为荣，宗族常设“学田”资助贫寒学子。大家族如玉田郑氏、鹤上郑氏等，世代延请名师，形成“科举世家”，藏书楼、族学制度完善。
千年古邑，文风炽烈。一个个关于状元的佳话至今仍在传颂，长乐保留诸多教育遗迹，成为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窗口。长乐第一所书院德成书院遗址、长乐文庙（孔庙）遗址、龙峰书院遗址、状元陈文龙祠，以及马铎、陈谨故居等，见证科举盛况。
以上2图源：林玉琰
唐朝福建的人文发展，本质是中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话史：教育与科举打破了地域封闭，使 “海滨邹鲁” 成为可能；宗教多元见证了文明互鉴，从佛教禅宗到伊斯兰初传，构建了包容的信仰空间；文学艺术则以欧阳詹、黄滔等人为代表，将闽地山水纳入唐诗版图。
这种 “从边缘到中心” 的人文蜕变，不仅为宋代福建的文化鼎盛（如朱熹理学、科举大省）埋下伏笔，更成为中国古代边疆开发中 “文化融合促发展” 的典型样本。当诗人还在咏叹 “蜀道难” 时，福建已悄然在东南海疆书写着另一段文明传奇。
以上2图源：曹国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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